2020年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最特殊最艰难的一年。突如其来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病毒疯狂肆虐，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生活构成了巨大冲击和严重影响，疫情防控给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和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四川按照国家统筹部署，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致力经济发展，全年实现GDP48598.80亿元，同比增长3.80%，总量列全国第6位，增速列全国第9位，成绩来之不易。2020年四川经济的增长动力是什么？未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变革趋势为什么？本文试从经济学原理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通过回顾诠释和比较分析2020年四川经济增长情势，从中获得理识和启示，为促进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或有借鉴。

2020年四川经济增长有三个重要因素值得关注。一是增长动力：2020年四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824.90亿元，同比下降2.40%，单位GDP与商品零售之比为1:0.43，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783元，同比增长2.30%，单位GDP与居民消费之比为1:0.34；2020年四川进出口8081.90亿元，顺差1226.80亿元，同比增长19.00%，单位GDP与进出口之比为1:0.17；2020年四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3989.80亿元，同比增长9.90%，单位GDP与投资之比为1:0.71，显示出GDP增长动力中消费和进出口表现积极，主要动力来自投资。二是民间投资：2020年四川全社会民间投资15771.30亿元，同比增长4.70%，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46.40%，投资方向主要是乡村振兴、加工制造和现代服务领域，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7.50%，第二产业同比增长1.70%，第三产业同比增长3.30%，说明了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力量。三是金融负债：2020年末四川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1000亿元，同比增长13.70%，其中住户贷款增加2980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620亿元，金融机构存贷比率77.34%，单位GDP与贷款之比为1:1.46，意味着GDP增长的投资来源主要系金融负债。

2020年全国GDP1015986亿元，同比增长2.3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同比下降3.90%，单位GDP与商品零售之比为1:0.3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同比下降1.60%，单位GDP与居民消费之比为1:0.30；进出口321557亿元，同比增长1.90%，顺差37000亿元，单位GDP与进出口之比为1:0.3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8907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占比55.74%），同比增长2.90%，单位GDP与投资之比为1:0.51；本外币各项贷款年末余额1784000亿元，同比增长12.48%，金融机构存贷比率81.68%，单位GDP与贷款之比为1:1.76。2020年浙江GDP64613亿元，同比增长3.6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6630亿元，同比下降2.60%，单位GDP与商品零售之比为1:0.41，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6197元，同比下降3.50%，单位GDP与居民消费之比为1:0.36；进出口33808亿元，同比增长9.60%，顺差16552.29亿元，单位GDP与进出口之比为1:0.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8650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占比60.85%），同比增长5.40%，单位GDP与投资之比为1:0.59；本外币各项贷款年末余额143613亿元，同比增长18.00%，金融机构存贷比率94.37%，单位GDP与贷款之比为1:2.22。2020年重庆GDP25002.79亿元，同比增长3.9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87.20亿元，同比增长1.30%，单位GDP与商品零售之比为1:0.48，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678元，同比增长4.40%，单位GDP与居民消费之比为1:0.28；进出口6513.36亿元，同比增长12.50%，顺差1861.60亿元，单位GDP与进出口之比为1:0.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287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占比55.16%），同比增长3.90%，单位GDP与投资之比为1:0.77；本外币各项贷款年末余额41908.91亿元，同比增长13.10%，金融机构存贷比率97.79%，单位GDP与贷款之比为1:1.67。上述情形表明，2020年四川与全国及浙江、重庆相比，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效能基本趋同，主要差异在于消费和进出口。

以上对比表显示，2020年四川与全国及浙江、重庆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差异为：一是四川单位GDP商品零售略高于全国和浙江，略低于重庆，单位GDP居消费较大幅高于重庆，略高于全国，略低于浙江，主要原因为四川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服务业产品丰富，体系完善，环境优美，对消费群体和消费意愿有比较吸引力；二是四川单位GDP进出口大幅低于浙江，较大幅低于全国和重庆，进出口顺差率小幅高于全国，较大幅低于重庆，大幅低于浙江，主要原因是受四川历史和区位影响，对外加工及服务贸易规模有限，出口能力较重庆特别是浙江的差距很大，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基于国内配套；三是四川单位GDP投资较大幅高于全国和浙江，较小幅低于重庆，主要原因是四川当期新基建、产业化以及乡村振兴投资项目较多、投资金额较大、投资增速较高；四是四川民间投资占比较大幅低于浙江，较小幅低于全国和重庆，主要原因系四川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现金周转不足，投资能力较弱，融资渠道较窄，融资条件和成本较高等情形，持续和更多投资的实力不足；五是四川单位GDP贷款大幅低于浙江，较大幅低于全国和重庆，主要原因为四川存量产能恢复较快库存较少，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逐渐下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阈值的中性偏向；六是金融机构存贷比率大幅低于重庆和浙江，较小幅低于全国，主要原因是四川贷款主体提供的资质、信用、征信及资金用途等条件区别性选择，金融机构对风险管控的适当性差异。

十七世纪初以来，英国学者约翰•凯格恩及法国学者安图安•孟克列钦、让•巴蒂斯特•萨伊分别先后提出了内需、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经过较长时期理论完善和实践检验，逐步成为学术界较多认同的经济增长动力“三驾马车”理论。该理论揭示，从支出角度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GDP是投资、消费及净出口三种需求之和。内需是本国公共和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生产和服务的最终目的，因此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是政府和企业的财政性和财务性支出，目的是提高和扩大内需。净出口是本国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目的是扩大和升级再生产，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二十世纪末以来，由于财富积累、科技进步、经济结构和人口因素等区别，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组合排序主要为消费、净出口、投资，债务增长主要由高福利和高消费所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组合排序主要为投资、消费、净出口，债务增长主要由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引发。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加速重构，一些国家和地区竞相采取增加负债、货币刺激、财政扶持、动力转换等措施，维护稳定和发展，经济增长动力“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也将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目标、资源禀赋、科技优势和产业结构等而出现此消彼长。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做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是基础研究、科技创新、人口因素、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从发展方式角度看：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随之带来的高污染、高消耗、高负债对环境承载、资源保障和金融风险构成了重大隐患。从存续债务角度看，2020年末，中国外债余额15.67万亿元，政府负债余额46.55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0.53万亿元，住户部门贷款余额63.19万亿元，四项合计235.74万亿元，为GDP的232%，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负债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且不可持续。从国际环境变化看：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供应链断裂和价值观冲突，治理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巨大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北约盟友和西方国家，试图围堵和扼制中国战略发展和经济增长。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早在2018年中国就先后制定了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实施第三轮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部署。特别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陆续做出了千方百计做好“六保”，经济以国内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严控金融和债务风险，推动经济增长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确定了“十四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6%的战略目标，中国经济正按照自己的节奏和目标稳步向前发展。

“十四五”期间，由于全球市场竞争、产业结构、要素配置和治理方式等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发展高债务、高投入，低利率、低增长，集团化、内顾化趋势将不断加强，而中国的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网络化和数字化模式，科创型和循环型经济，结构优化空间和绿色发展前景等比较优势，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四川是国家安全和战略的纵深腹地和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矿产、水利、旅游、文化等资源丰富，经济、科技、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较好，发展空间广阔。2020年四川GDP列全国第6位、财政收入列第7位，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列第16位和第18位，表明四川是经济大省还不是经济强省。四川要实现十四五”经济发展目标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应进一步应强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治蜀兴川理念，大胆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善作善成，抢抓国家战略布局调整、推进第三轮西部大开发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在有效管控债务和金融重大风险的前提下，扩大经济规模，优化产业质量，加强增长动力，促进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台阶。增长动力是经济发展最直接的过程能量，增长动力变革的趋势是高集成、高效率和高质量。四川经济增长动力变革的总体思路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扩大项目投资。项目投资的必要前提是项目规划和资金来源。可分类设立基础设施、资源和能源开发、战略及新兴产业、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若干项目包与资本对接。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提供资源和要素保障，利用国家和央企投资；开放资本进入领域，营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吸引境外和省外企业投资；制定优惠政策，降低准入门槛，激发民间投资；变现无效资产、处置不良资产、减持国有股权，出让国有资源，增加政府和国企投资；统筹谋划，定向指导，支持优势企业和上市公司争取项目贷款、引进战投、发行债券和定向募集，聚集资本实施再投资。大规模可持续的项目投资是四川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提升最终消费。最终消费由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两部分构成。公共消费范围很广，金额很大，由政府统筹实施，一般情况公共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约25%，受财政预算约束和居民消费影响。四川可适当提高公用事业和生活服务的公共消费，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形象力和软环境。居民消费包括购买商品和服务，由消费产品、居民收入和消费意愿决定。2020年四川服务业占GDP比重53.3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42.85%，居民储蓄列全国第6位，提升空间很大。应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消费商品，提高消费服务，优化消费环境，吸引境外和省外居民来四川消费。逐步提高本土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意愿，使最终消费成为四川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重要动力。

第三促进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加强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易，吸收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经验，提高本国资源优化配置及科技更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水平的必然要求。四川提高对外贸易水平主要包括：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在四川独立或合作建设高技术和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充分利用本土企业、合资、外资企业及专业外贸公司，开展自营和“三来一补”出口贸易，进行大宗商品贸易，扩大对外贸易份额；积极发展跨境电商，充分发挥自贸区、保税仓、免税店功能，加大境外采购原材料和消费品，优化企业及居民消费结构和品质；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在境外设立研发、生产、供应基地，参与基建、开发、并购、合作投资项目，使对外贸易加快成为促进四川经济增长的积极动力。

第四构建优势集群。城市群和产业群的发展力及竞争力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四川现有城市和产业的集群效应有限，“十四五”期间应充分利用成渝经济圈建设和第三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期，高起点前瞻性大手笔统筹谋划，采取调整行政区划、优化产业布局、实施政策倾斜、推动产业联盟、促进科教合作、支持重组并购、加强发行上市、建设特色园区、打造主题村镇等重大举措，构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多极化、多层次的优势城市集群、产业集群、上巿公司集群，要素集群、人才集群，充分发挥支柱产业和骨干企业的头部效应，以及上市公司的资本募集和产能扩张潜能，用强大的创新力和贡献力辐射全国，影响世界，为四川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产业、要素、市场和国际化基础。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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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骞，四川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商学院EMBA企业导师、四川大学上巿公司发展与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员，四川民营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四川工商智库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商会副会长，被评为四川省杰出企业家、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行业劳动模范。杨骞系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HEC）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从事企业经营管理30年，先后担任四川、深圳、海南、北京等地多家大型国企、民企和上巿公司主要高管，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30多篇学术文章，已公开出版一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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